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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王安石？
王安石，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人。
仁宗庆历二年进士。曾任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知州等职。嘉祐三年撰写《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长达万言，力主改革弊政。神宗熙宁二年，擢升参知政事（副宰相）。次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
依靠神宗支持，相继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列宁曾称赞为“十一世纪中国的改革家”。但由于守旧派激烈反对，加以措施不善，收效不大。熙宁七年，罢相为观文殿大学士，署江宁知府。八年，再任宰相，九年，又罢。后退居江宁，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卒谥文。
在文学上，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和成就。所著散文，长于议论，笔力雄健，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作多反映重要社会问题，寄托政治抱负，刚劲峭拔。晚年隐居，更注意艺术锤炼，写出一些情韵深婉的小诗，如《泊船瓜洲》、《书湖阴先生壁》等。词作不多，但意境开阔，尤以《桂枝香》（金陵怀古）最为有名。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1]。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
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
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谢邀。
根据描述来看，题主想问的是应该是下面两大问题吧：如何评价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是否是导致北宋灭亡的主要原因？
至于对王安石的评价，下文将零散提到，文末有简评。先逐一回答前面两个问题。
如何评价王安石变法？
北宋自仁宗朝，改革逐渐成为精英士大夫的共识，包括后来被称为“元祐旧党”的很多士大夫，都主张改革。王安石改革的出现，，顺应潮流，可以说是必然。可是，为何同样希望改革弊政的大批士人官员，都先后站到了变法的对面呢？为何变法最后失败了呢？原因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变法的总体设计存在严重缺陷，“蓝图清楚，但路线图模糊”。
改革要达到的效果，王安石们，心中有数，而改革领域的选择、变革的步骤和实施方法等方面，没有清晰明确。刚开始时，他们还能按部就班，先在小范围内作实验，尔后大面积推广。后来，他们发现改革的节奏和效果，远不如预期，难免急躁。渴望变法快速成功的心理，导致他们采取了许多过急过快的措施。
王安石 （图自网络，侵删）
2.改革节奏过急过快，导致变法所需人才缺口过大。
用人问题，一直是新法遭受病垢的一方面。改革范围广，节奏快，不免需要大批对认同新法，而且又有能力的官员能吏。人才缺失，也是导致新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3.人才缺口过大，导致变法当局“饥不择食”，任用了一批品德有缺、操守不佳的人员。
这些人员加入变法队伍造成两大恶果：一方面，他们表面上支持和执行变法，实际上，借机揩油，敲诈勒索，从内部导致变法逐渐异化，加速了变法的失败。另一方面，这批人的加入，导致有操守和名望的许多士人官员，反感变法，觉得变法其实并未带领国家走向富强，而只给成了小人们以公谋私的机会。这导致变法的阻力越发强大。
4.王安石变法的缺乏文化和舆论方面的支持。
王安石有名的“三不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虽然能够显示出其打破惯性、锐意改革的魄力，但是却非常容易遭致反感。
然而，中唐以来，儒学复兴运动，逐渐高涨，儒学的重要理念就是“法先王”，学习尧舜禹、周孔等明君贤臣的治国理念。宋太祖等开国皇帝，又特别注重“立家法”，开创一些规范，并且严格要求子孙奉行。在这种文化、政治大背景下，王安石抛出“三不足”，很容易激起朝野上下的反对。
“人言不足恤”，从侧面说明，变法没有得到士论的认同，没有在舆论上占据优势地位。“乌台诗案”，整治苏轼，亦是从反面说明变法者没有在舆论层面上，取得士大夫阶层的认同。就算能够钳制人口，但不能降服人心，阻力不会变小，只会慢慢积聚，而后以爆发式反弹。后来司马光执政后，果然激进地尽废新法，他自己都说这样做不太好，但是不这么做，可能会更惨。
5.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和神宗，性格都有刚愎自用的一面。这导致他们在新法出现问题时，不能采取有效的纠错措施，积弊过多，进而导致新法批评者更为猛烈和坚决的不合作或者反对。
且不说王安石自己的兄弟至亲，就连二程中的程颢、二苏中的苏辙等一批精英士人，起初是在变法队伍之中，他们指出了新法存在的一些问题，希望能够有所调整。结果，被视作反对新法，被排斥打压，原本处于观望之中的士大夫，其中一大批最后生生被王安石推到对立面去了！
6.运气等偶然因素。
且不说，如果没有“熙河之役”，没有永乐城的惨败，如果神宗能够多活二十年，如果王安石独子王雱没有意外早逝，安石没那么早丧失人生的希望，没有失去变法的信心，如果当时的西夏和契丹没那么强大……多了几重好的偶然，变法失败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很多。
再说第二个问题：王安石变法是否为北宋灭亡的主要原因？
坦率回答，不是！但是，王安石变法，却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北宋王朝的衰落。变法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有几下几方面：
1、从王安石开始，相权被扩充，这为后来“权相”的出现，开了一些恶例。王安石，被权奸们当作令箭利用。
王安石忠心为国，宋神宗深知这一点，加上神宗其时年纪较轻，见识阅历等方面，与王安石有差距，他由衷佩服王安石，对其极为放心，所以当其扩充相权时，并未加以限制，以便其放手大干特干。后来哲宗徽宗时期，个人能力出众、但是私欲远大于公心的蔡京等人，就把王安石当年的作为当作“成例”，扩充相权，导致权相擅权。又遇到了宋徽宗这样其他方面都精通、就是不会做皇帝的皇帝，北宋即使不灭亡，也会加速衰落。
同样作为变法失败的领袖，范仲淹少有恶名，而王安石到今天都还被一些人攻击，很大原因之一在于王安石及其作为，被权臣奸人当作“先例”、当作挡箭牌，他名声不好，与其声名被坏人利用有关。
2、变法撕裂了士大夫阶层、加剧了党争，统治阶层内耗严重，损伤国力。
由对王安石变法态度不同，士人分裂为新旧两党，甚至连最高层的皇帝太后们，都免不了要站队。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内耗，反复不止的党争，是造成北宋灭亡的最大原因之一。
3、党争到极致，便走向专制、迫害政敌。北宋初中期培养起来的，类似于现代民主制度、比较有效的国家治理制度和机制，遭到破坏和抛弃，这加速了北宋王朝的衰落。
以上，就是王安石变法的负面影响，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北宋的衰落，但并非其灭亡的罪魁祸首。北宋灭亡，主要和直接原因，是徽宗朝君臣的腐化堕落、居安而不思危。另外，北宋灭亡，有很大的偶然性因素。
至于王安石，他显然是一位伟大的人物，诗词文和经学，都能够自成一家。作为政治家中的变法领袖，他的个人才能、胸襟抱负、品性作为，都无可挑剔。只是仍有一些性格的缺陷，比如固执、刚愎自用。他又不太会识人、用人，变法未成，独子先死，无论于公于私，都很悲剧。有才能、有抱负，又能够得到皇帝的信任，展开了浩大的变法运动，结果却没能成功，反而被不太了解他的人物，攻击为小人、奸人，实在可惜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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